王人博简介：
王人博，山东莱西人，1958年生，1979年进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，198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，后留校任教，1986年在母校攻读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业，1989年获法学硕士学位，1999年攻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业，200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。在母校任教时，先后被评为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，曾任《现代法学》和《西南政法大学学报》主编。2002年调中国政法大学任教。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1、“主权与人权的讨论是有语境的，不能一般意义上谈两者的关系。就中国的文化而论，不大可能接受人权至上这一价值观。但强调主权，不能成为拒绝人权的理由。” ——王人博言语中的人权与主权。
2、“中国的传统读书人都信奉“君子群而不党”的古训，而我作为一个新派的读书人当时为了“进步”而进了党门。” ——王人博解释自己为什么入了党？
3、“贺老师是我最敬重的朋友，学者的使命有时像夫妻，男主外，女主内。像贺老师，就是一个丈夫的角色，与社会打交道，而我更像个女人的角色，在教室而不在社会，我的听众是学生，贺老师的听众除了学生还有大众。他恭维大众，我歌颂小众。两者绝无道德的高低。” ——王人博谈及自己在西政的往事。
4、“我认为，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宪法学。原因很简单，中国的宪法是政治章程而不是法，只能学习，不能应用。” ——王人博对中国的宪法学现状的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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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“山东人的性格不同，但有一点可能是同的：湖南人造反是自己想当皇帝，而山东人造反是想招安。山东人的优点是认同合法性，有忠诚之心，其缺点那就太多了。” ——王人博谈他和贺卫方作为山东人的独特个性。
6、“推动宪政的力量是贺老师这样的人，我崇拜英雄但我不会鼓动别人当英雄而自己活在最安全的地带，这是不道德的。我的使命和贺老师有点分别，我是首先让孩子“把自己铸造成器”，有个健全的的心智，而那些成年人的心智问题不归我管。贺老师更像个成人大学的校长，而我是幼儿院的班主任。 ——王人博谈自己的使命不同于贺卫方 。
7、“我们依何为依据能证明我们就比政治家更了解社会的真相？我们又怎样知道政治家不想改变坏的现状而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？譬如，康有为发动的“戊戌变法”，我们怎样去证明康比李鸿章这类人更了解中国的病状，而又能证明李就是不想改变现状的人？政治家是行动者，他们的最高道德就是成功，而学者最高的道德是真理，而不是成功。但处理现实靠的是经验而不是真理。人是个经验动物，习俗与“约定”高于自然，这是我对人类事务抱得态度。” ——作为学者的王人博对政治家的态度。
8、“我是个宪政主义者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属于那类宪政主义者。我曾经在贺老师主持的一个会议上对着美国的客人说过，在美国做一个宪政主义者不值得称颂，而做一个中国的宪政主义者，美国人不可能真正理解那种痛苦。这正像一个意大利的球迷不可能理解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。西方的宪政主义者是西方成功的产物，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中国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结果。” ——王人博解释自己在近代宪政史研究方面投入精力的原因
9、“第一，脸面是重要的，但过得去就行了，因为再美的女人都会变成老婆子；第二，女人的善良是永恒的，要知道她会如何地对待你的父母，这是知道如何对你的一个借鉴；第三，女人不能太笨和过度聪明（只对做妻子而言），太笨无法交流，太聪明，让人不放心。” ——王人博对门下男弟子择妻的三条意见
10、“我的性格使我相信：真正的有关人类事务的学术是”史学”的，而非哲学的。“史学”预设的前提是“经验可以重复使用”，而人类恰恰是经验的动物。譬如，我们至今还使用几千年以前我们祖先的经验在表达事物，如善、愤怒、怜悯、妒忌等。也就是说，学术预设的前提是“类型学”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研究人类曾经的东西，而不单纯是ing的事物。” ——王人博谈自己为何专注于近代宪政史研究
11、“不要用蔑视的口吻谈功利心，功利心是人类共有的遗产。正义往往都与功利心相联系，比如希腊城邦的正义。要除去功利心是危险的，这是卢梭式的革命主义用的词汇。正义与心眼相关，与脑袋无关。” ——王人博看“功利心与正义”
12、“要知道学者在现代的语境中首先是一门职业，就像是医生、农民等等一样；学者职业的使命是知识的传承，所以教育是有意义的。这与对他所处的社会价值的判断无关。一个学者可能遵守自己社会的价值，也可能是反对这些价值，在道德上无法作出高下的区分的。正像英人的“保守党”，不能说进步党就比保守党有道德。诸如正义之类的东西属于价值，而不是知识。一个追求正义的人是仁人志士，未必就是学者，同样也不能要求学者都是仁人志士。陈独秀与陈寅恪的不同也在这里。” ——王人博谈“学者”的现代语
13、“选老公就是一个博弈，看你投什么注，投什么样的眼光和情感。”——王人博教导女弟子如何选老公